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连载中分析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为什么至今没有成功，其根本理由是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个性不适合半导体生产，特别是被称为晶圆加工前道工序。这个假设是日本著名半导体评论家汤之上隆所提出的，他得出此结论的最大根据是他亲眼目睹的中芯国际的失败案例。

中国人的民族性我想读者都知道，也没有必要赘述，但是一个产业的胜败用民族的个性去定义，读者一定会感到牵强。另一方面，说到高技术，中国的人造卫星、高铁、隐形飞机等等，这些在技术含量方面和半导体比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更高技术含金量的产品中国人能制造出来，而且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但在半导体产业却名落孙山呢？

在此连载的前几篇中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国内半导体行业最缺少的不是半导体本身的技术，而是半导体生产技术本身，即“统合技术”和“量产”技术，简单地说，就是有了图纸怎样在流水线上合理生产。其实关键就在“量产”这两个字上，人造卫星、隐形飞机、包括高铁在内它们的技术含量很高却不需要“量产”，这类产品中国已经初具规模，于此相对，像成衣、玩具等技术含量不高但需要“量产”技术，这类产品中国已经非常强大，中国现在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是此两类技术同时需要的，既要技术含量高又需要“量产”的产业。说得再明白一些，不需要“量产”的高技术产品，因为没有强烈的市场价格竞争且产量也不大，所以可以高薪聘请劳动力进行生产；而半导体这样的产业既要高技术又要“量产”，低薪的廉价劳动力没有用，高薪的技术人员又聘不起。中芯国际失败的原因，用本文的概念来讲，聘请了高薪的外国人进行“量产”，结果没有利润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话还是要说回来，这里提及的“高薪”和“量产”的概念完全是相对的概念。改革开发初期，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纺织品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像电视机那样的电子产品对中国来说就是缺少“量产”技术的产品，而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认为中国没有电视机的”量产”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深化，中国的“量产”技术在不断的提高，缺乏“量产”技术的行业的范围在缩小。10年前中国也有一次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热，虽然为中国半导体行业起步打下了基础，最终除了留下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封测企业和二流的设计企业外，在晶圆加工方面几乎没有大的建树。从笔者的观点讲，当时中国的“量产”技术完全没有到达生产半导体的水准，失败的命运是在没有开始投资之前已经定下的。从大的产业来讲，“量产”技术的最高境界是汽车产业，世界上所有大品牌的汽车都是劳动力成本很高的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大部分的汽车都在先进国家生产，这一事实证明了“量产”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关系。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而不是光是中国制造的话，半导体的“量产”技术这一门槛是非逾越不可的。

我们已经讲过未来5年“大数据”和“云计算”的“钢性”需求是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存储芯片非常有利的时间窗口，还有一个重要的利好时间窗口这里也必须提及。讲这之前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个技术进步的概念――创新者的困窘（Innovator’s Dilemma），它是著名经营学家克莱顿 克里斯坦森在1997年确立的概念。那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在摇篮期时都是些可有可无的技术，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几乎人手一台的个人计算机，在上世纪70年代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只是当时主流的大型商业计算机的低价的劣质拷贝，以IBM为首的大型商业计算机企业对个人计算机技术几乎可以用不予理睬来形容，当个人计算机进入蓬勃发展期时大企业也不屑一顾，最终个人计算机代替了大型商业计算机整个产业。

最近的存储芯片也有可能出现“创新者的困窘”的局面。存储芯片上储存的数据至少要保存3年，这是现在一般对于存储芯片的最基本的技术要求。随着数据量的几何级增加和对于云计算要求的提高，存储芯片将会在一年内到达使用寿命。这样的话，对于存储芯片大量消耗的数据库来说就没有必要购入价格高昂的3年保质期芯片，改成购入廉价的1年保质期芯片就是合情合理的。这种技术要求的下降对于新参的企业无疑是天大的利好，可以降低技术门槛或者用笔者的论点讲可以降低“量产”技术的门槛，用以低价格为武器打入市场。另一方面，就像“创新者的困窘”概念中提到的那样，已经掌握3年保质期的先行企业对后发的“落后”技术一般不会有兴趣，在傲慢和鄙视中失去市场份额是司空见惯的案例。

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天时”和“地利”已经具备，如果说不足的话就是“人和”，“量产”技术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人来治，半导体产业现在最缺少的是像海尔张瑞敏那样“治人”的人才，其他的问题靠中国人的智慧和时间都可以解决。说到底，对于现在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靠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来源：FX168财经）